2019年12月11日星期三

【香港01撰文】中間不是中立 為溝通務實立場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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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美雄(西貢區區議員)

在這次選舉前,在社區層面上,政治議題不會是街坊及地區人士關注的重點,而這裡所談及的其實就屬於狹義的政治,亦即涉及政黨、意識形態、民主人權等價值觀等議題,這種排拒就是為了避免社區成為政治的風眼或引入政治爭拗,令社區不得安寧。社區關注的議題往往涉及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例如巴士路線、街市、或其他諸如醫院、圖書館、休憩場所等,而對一些私人屋苑而言,如何把管理費控制在合理水平、改善屋苑管理,亦是區議員要爭取的目標。

不過,歷經近半年的反修例事件,特別是警方不再忌諱於民居附近施放催淚煙後,社區似乎已經從對狹義的政治的排拒,轉化為對廣義的政治的重視,亦即意識到政治本身就涉及權力及資源的分配過程,社區安全的議題無可避免連結到全港性政治議題。而被催淚煙波及的地區,選民都傾向於以政治立場先行的態度投票,一些致力於民生服務的區議員亦不敵催淚煙而未能連任,這或許已為地區議題過去的地區局限性帶來根本的改變。


當新任區議員期望革新區議會,並要求政府兌現當年殺局時的承諾,把原有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負責的文娛康樂及環境衛生等事務的權力下放,這對於各政治陣營實踐其政治理念以及讓青年領袖帶來管治歷練,都對香港未來的政治現行帶來好處。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不管反修例運動如何發展下去,社區最終會回復平靜,街坊固然希望繼續免於受催淚煙的威脅,但同時也會關心巴士線等民生事務。假若新任區議員不齒蛇齋餅糉,而只醉心於自身有興趣推動的社區改革,或會造成下一輪的鐘擺效應,導致下一屆有可能面對重大挫敗,因為對多數街坊而言,蛇齋餅糉始終是最貼身的利益所在,而事實上亦有不少公營機構會安排一些資源作社區發展及宣傳之用,蛇齋餅糉不應只是某陣營的專利。

有意推動社區改革的,就應思考如何結合蛇齋餅糉及社區的充權,令廣義的政治意識在地區上生根。否則,當切身利益受損,社區或會重現對廣義政治的反感,對任何地區上的改革抱持懷疑的態度。正如台灣自二零一六年由民進黨全面執政後,所推行的改革一方面影響到軍公教階層的市民的既有利益,另一方面支持改革的市民又有過高的期望,而共同於去年的地方選舉狠懲罰民進黨。如何在平衡既有利益下作出改革,這絕對是首次全面掌控區議會的泛民及政治素人必要面對的課題。
過往香港都有政治人物提出要走中間路線,作為泛民與建制派以外的另類選擇,但在香港二元對立的政治結構下,提出的人若果屬於泛民背景的,就會被標籤為投共、出賣香港人;而在建制陣營的,願意提出這些想法的更不會是主流;作為中間派,提出中間路線,亦只會被指為假中立,真建制。但實際上,中間不等於中立,在不公義的制度下,中立往往就是對現實中的不公義狀況視而不見,實際上是站在建制的一方,但中間派所代表的是一股致力於把兩股極端力量揉合的第三力量,能作為兩方溝通的橋樑,平衡兩方的觀點而成為社會各方都可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第三條道路主要是由英國前首相貝理雅實踐的一種揉合左翼社會主義及右翼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意識形態,當時能成功吸引中間選民而邊緣化極左或極右的選民,甚至被傳統左翼批判為背離工黨立埸及出賣工人階層。香港當今的政治現實當然比英國更為複雜,因為所涉及的意識形態不是單純經濟上左翼及右翼的鬥爭,更涉及對民主自由等政治價值上的立場。不過,在香港的政治現實中,民主派與建制派的兩極不應理解為民主與極權的對立,而應理解為實踐民主制度的速度的快與慢以及開放與封閉,而作為溝通橋樑派,責任就在於提出讓雙方都能接受的民主進程,而排除未必得到廣泛認同的極基進或極保守的政治改革方式,才較能符合香港各階層的利益。因此,所謂中間派或第三條道路,並非毫無政治價值取向,又傾又砌也是有道德底線,而這條底線就是對一人一票的普選制度的堅持以及完全貫徹選民意願的制度。

香港要走第三條道路並不是政治投機者的操作,而是對抗僵化的政治原教旨主義,又傾又砌的對象不是只有中央人民政府,而是所有持分者,因為大家都應該有協商的空間,社會才有可能修補現有的對立,重新對話,尋求出路。靈活走位,在有限的空間當中爭取最大的利益是香港人一貫以來的精神,這正正是李小龍Be Water水哲學的精神,所以作為溝通橋樑,就要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就如立法會議員陳沛然醫生,在反修例事件發生前,一直被歸類為建制派一員,但這次事件就觸碰到其政治價值的底線,而選擇與泛民主派合作拉倒方案。這次事件就證明,地區事務上如是,在全港性事務如是,都需要更多人靠近中間,不是要扮中立,而是作為溝通橋樑派,在個別議題上成為串連揉合各政治主張的力量,為香港尋找一條現實可行的出路。
原文標題為《中間路線的反思:地區工作何價 政治工作何價  政治立場決勝》,現題為編輯所擬。

2019年12月10日星期二

【香港01撰文】中間路線的反思:地區工作何價 政治工作何價

撰文:西貢區議員張美雄

區議會選舉最終能如期舉行,並未有如傳聞般被取消或提前結束,而是次選舉的投票率及結果更令政壇以及普羅市民感到意外。今次選舉有三十四萬新登記選民,加上超過七成的投票率,反映了香港整體公民意識的提升,選民不但以選票表達了對社區未來發展的想像,更是就反修例事件發生以來的政治議題作表態。泛民主派以及與其政治立場接近的素人大勝,奪得超過八成民選議席,而建制派則遭受自回歸以來最大的選舉挫敗,只餘不足六十席,更在黃大仙、大埔、及西貢區零進帳。在反修例事件引發的黃藍對決的氣氛下,無黨無派的獨立參選人都被競選對手強加顏色標籤,獨立議政的空間更被壓縮。
選舉過後,各方都探討導致這個高投票率及建制派慘敗的原因。在反修例事件立場緊跟政府固然是建制派敗選的主因,選前選後亦有不少建制派指出在競選工程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狀況,例如議辦被裝修,街站被騷擾等;而泛民主派的前輩在勝選後亦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告誡一眾候任區議員不要重蹈二零零三年泛民主派於區議會選舉勝利後荒廢地區工作的覆轍。
作為其中一個成功連任的無黨無派的獨立議員,有市民曾向我表示,家中長輩是藍絲、他是不折不扣的黃絲,但最後一家大小都決定投票予我,令我反思自己的定位角色,如何可幫助香港尋出路。筆者在此文章希望帶出主流的黃藍政治意識形態以外的另類思考及建議。
對一眾在地區深耕細作多年的社區人士而言,這次選舉的結果不但牽涉到議席及資源的分配,更衝擊到其對地區工作的認知,甚至懷疑自身對地區多年的投入跟付出。這感覺不單出現在落選的建制派人士身上,就算是勝選的泛民主派人士,特別是那些過去努力多時都未能打敗對手,但今次只要提出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綱領、並得到民主派的協調組織推薦,勝出的機會就超過八成,都只可概嘆如何努力經營地區也不如一股政治浪潮的助力那麼大。
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令我反思自己的定位,如何幫助香港尋出路(資料圖片/侯彩琳攝)
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令我反思自己的定位,如何幫助香港尋出路(資料圖片/侯彩琳攝)
筆者作為獨立的候選人,從2011年開始便已全情投入地區工作,到擔任區議員這四年亦一心一意為社區謀福祉、進建言,期望社區的發展能更貼近街坊心目中的理想生活環境。但在這次選舉當中,擺街站時或在社交媒體當中最經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我在反修例事件中的立場、對警察或示威者暴力的態度等,跟上屆完全不一樣,街坊對社區事務的關注度似乎有所降低;而我的競選對手亦只就著一些政治議題作出毫無根據甚至扭曲真相的攻擊;更感無奈的是昔日的義工團如今亦因是次政治事件而鬧翻,更有街坊與子女關係變僵,解凍無從。這些都令我對現今地區的政治化現象有所警惕,並在選後期望盡一點綿力修補地區上以至社會上的裂痕。
在反修例事件立場緊跟政府是建制派敗選的主因(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在反修例事件立場緊跟政府是建制派敗選的主因(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否定或前行:再思區議會的權力分配
以筆者所在的西貢區為例,在今次選舉前的勢力分布是十三席建制對十席泛民,另有四席獨立,亦即是任何一方都需要尋求獨立議員的支持才能穩奪議會的半數,獨立議員能夠起著關鍵少數的作用,除了某些純粹作政治表態的動議,兩陣營提出各項議案都會尋求獨立議員的支持而會把原先較為偏激的議案向中間靠攏;而在今年選舉後,議席分布就是廿六席泛民對三席獨立,議會的方向基本上就會完全由泛民主導,獨立議員作為關鍵少數的角色亦都因議會的勢力的重整而會被泛民邊緣化。
在選後,有意見提出要全面徹查過去多屆區議會的開支及決策是否涉及私相授受,亦即是俗語的「查數簿」,筆者絕不會反對這種舉措,因公職人員的廉潔本身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之一,如果當中發現有利益輸送的問題,必須要轉交執法機構跟進,以彰顯制度的公正性並展示改革地區行政的決心。不過,筆者所關注的反而是被稱為地區大白象的工程是否要叫停,如果當中涉及違法行為,叫停也是負責任的做法,目的就是糾正過去的錯誤,以免納稅人的金錢被非法挪用。
但若果當中並不存在違法問題,而只涉及上屆議員為了政績而通過的政治決策,重新檢視甚至乎否定原有通過的決議就只會是另一項政治決策,並會造成負面的示範,而令往後每一屆區議會都只會先覆檢過去的決策而作出清算行動,不但未有及時展望將來,更可能違反民主的原則。如果有選舉上有鐘擺效應的話,甚至會不停出現新一屆議會上場便忙於否定上一屆的決策,令議會原地空轉。
對深耕細作的社區人士而言,選舉的極端結果衝擊到其地區工作的認知,懷疑自身的投入跟付出(資料圖片)
對深耕細作的社區人士而言,選舉的極端結果衝擊到其地區工作的認知,懷疑自身的投入跟付出(資料圖片)
另一相關事件就是增選委員的設置,先表明,筆者所屬區議會並沒有設增選委員,但我亦有留意相關制度。與立法會選舉所採用的比例代表制不一樣,區議會選舉採用的簡單多數制,是勝者全取的零和遊戲,而令泛民建制所得的議席跟得票率不符比例。在很多地區的區議會小組委員會都設有增選委員,由區議會決定及委任而其與一般區議員享有同等權利與待遇。由於增選委員並不是由選舉產生,是否需要保留絕對值得商榷,但假如真的要保留的話,委任的對象應顧及議會的平衡,而委任一些深耕社區多年,但未有參與是次選舉的街坊領袖,還是繼續勝者全取,由泛民委任與其友好及立場親近的政治人物,都是主導區議員的泛民議員需要考慮的事項。
當然會有泛民議員認為過去在建制派把持的區議會當中,部分區議會的建制派極其霸道,完全壟斷所有增選委員的席位,但若要避免往後的對立及相互清算的現象恆常化,泛民或可趁是次機會釋出善意,一方面留有一線溝通的可能;另一方面亦可在地區上聽取建制陣營的意見,廣納善言,避免偏聽;更可以令公眾知悉及令建制反思過去行事的不堪,當大權在握就排除異己,有風駛盡悝,而未有意識到自身如何通過蛇齋餅糉,也是製造另一種不公平的選舉,而當這次大敗,才擔心自身也可能面對被邊緣化以及不被重視的可能。如何處理增選委員這議題,也是考驗一眾泛民及政治素人的政治智慧,並會對往後地區的政治生態帶有長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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