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安法通過後，有政治組織即時宣佈解散，亦有政治人物離開香港，而在法例生效的第一天，警方就已經引用法例拘捕十人，相信法例已成為警方處理自去年反修例運動所掀起的一系列未經批准的群眾運動的尚方寶劍，並會重構本地的政治生態及政治版圖。
黃營於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大勝，民意對逃犯(修訂)條例的立場清晰，但黃營跟政府都不願意讓步以尋求一個讓各方都可接受的妥協方案。這種零和遊戲的態度令香港錯過了解決這個自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社會對立的最佳時機，而最終演變成黃圈鬥黃，藍圈鬥左，過去實踐溫和務實路線的政治人物若不向兩邊靠攏，就會被邊緣化，因而有分析指香港再無中間派。由於香港的政治版圖是以親北京以及支持民主普選的立場為兩極，而並非以民主地區一般性的對經濟及文化的左右路線為區分，而使中間派的路線在政治上顯得非常曖昧，令人有牆頭草的印象；而在經濟上及文化上亦難以清楚呈現對分配正義以及文化多元的立場，最終令中間派失去票房價值。
由於香港的特殊政治狀況，一般意義下的中間派根本不能準確地展現務實處理政治議題的立場，因此我們認為要以務實溝通作為行動綱領，從地區出發，作為各政治陣營以及普羅市民的連結橋樑，期望令各方都能退讓一步，在香港社會尋求最大公約數，不再盲目堅持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態度。大家需要知道，不管在香港社會當中，抑或是香港跟中央人民政府以至於其他省市人民的關係當中，彼此也是相互依賴的存在。現代人之所以是文明的載體，是因為我們除了會考慮自身利益外，亦會考慮相互依賴的其他人的利益而後行動。因此，我們都不應做鴕鳥，不要以為作出行動時故作對方不存在就天真地以為可以令對方消失於社會現實當中，最終，社會都要尋求和解的方案，藍營與黃營都需要與今天的敵人共同生活；同樣，政權跟抗爭者亦不可能無視對方的存在，所以，各方都應該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力爭最大的空間尋求和解的出路。
我們作為政治上的務實派，希望超越既有建制泛民陣營以立場先行的態度，不貪圖個人政治資本的累積，務實論政，據理力爭。作為務實派，並非牆頭草，而是在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的底線上，不排除與任何陣營合作，為市民利益跟幸福又傾又砌，更希望為社會和解踏出第一步，在考慮各陣營的底線下，提出合理可行的方案供各方討論。
在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後，我們認為政府應成立社會和解議會，並下設三個委員會，廣邀社會各階層代表及學者參與，尋求解決社會危機的有效方案。這三個委員會應包括一個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委員會去分析社會矛盾的成因及解決方式；另一個由專業人士及退休法官組成的委員會，專責研究警方處理反修例事件中的策略及行動；以及另外一個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的國安法意見交流委員會去具體討論國安法的內容，並作建議如何把法例條文聚焦，回應市民擔心誤墮法網的擔憂，例如接過某些傳單是否已屬違法、研究社會運動及身份認同的學者是否受學術自由保障等等，這些都是大眾關心的問題，若法例造成人心徨徨，就會與國安法只是針對極少數人的說法背道而馳。當這三個委員會向社會和解議會提交報告後，議會應整理出和解方案，這包括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建議，讓條文內容更具體或作出進一步的說明，讓市民安心；另一方面，社會和解議會亦應就著委員會報告去研究以某個準則向行政長官作特赦建議，讓一些在反修例事件中犯下輕微罪行的示威者以及不當使用武力的警員在經過法律審訊後獲得赦免，避免社會進一步的對立分化。
國安法通過後，國家安全再無後顧之憂，我們在同一天空下生活，本應一視同仁，我們認為不管市民或執法人員違法，都必須面對法律程序，以彰顯法治精神，以作為重建社會互信的第一步。
